鸟虫篆印的发展历程

关于鸟虫篆文的起源，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兴起于春秋，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晚期又趋于式微。也有学者认为鸟虫书起源于殷商，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在其《殷代的鸟书》一文中就提出商《玄妇方壶》铭文即属鸟书。但由于不能证明当时鸟书已成为系统的新兴美术字体而未成定论。现所见最早的鸟虫篆文字为春秋时期楚国器《王子午鼎》铭文。鸟虫篆印章发源于战国玺，这比鸟虫篆文字的产生稍晚了一些。而她兴盛于汉，这与鸟虫篆兴盛于春秋战国之际有了很大的时间落差。现存的战国鸟虫篆古玺极少，且装饰手法相对单一，不如春秋战国鸟虫篆文字和以后的汉代鸟虫篆印装饰效果丰富。其构型手法汲取了春秋战国鸟虫篆的构型特点，首先保证文字结构的基本稳定，不增加额外的部分，以方便辨识。在此基础上，将部分笔画处理为鸟形。这种处理方法可能与玺印为凭信之物的社会功能有关（不易过于复杂，否则难以辨识）但同时又迎合了当时金文普遍追求装饰美的审美潮流。战国鸟虫篆古玺虽然简单，但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其构型手法充分考虑到了玺印的特点，为后世的鸟虫篆印确立了典范。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文字、货币、度量衡、玺印等方面制订了统一的制度。玺印数量有限，其中鸟虫篆印更是屈指可数，其中由以“日利”印为精。此印无界格，“日”字以变形的鸟代表“口”内一横，“利”字三处细羽纹装饰，都是前所未见的新颖手法，这些手法在后来的汉鸟虫篆印中都被继承了下来。另外，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秦传国玺，传说上有鸟虫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虽然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宋人想象的对传国玺印文的摹本，但也可见鸟虫篆在当时拥有过显赫的地位。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传国玺使用大篆变体的鸟虫篆是不合理的，因为秦统一文字为小篆，所以传国玺是否使用鸟虫篆的问题还是值得商榷的。 鸟虫篆印经过汉代的繁荣之后随着整个印坛进入了八代之衰，直到明代，印章篆刻异军突起的时候鸟虫篆印却呈现出冷清的局面。《鸟虫篆大鉴》中收录的明清鸟虫篆印70余方中，不是作者无从查考，就是一些印坛名家兴至偶作。这种冷清与印坛的整体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应有一下几点：1. 误把遭印学理论家贬斥的鸟虫篆分支当成鸟虫篆本身而造成一种其俗恶浅薄的偏见。2. 鸟虫篆美术意味突出，很难驾驭创作，较文字印来说更为不易。3. 隔代太久，偏离传统，人们对鸟虫篆印的学习较为肤浅，艺术水平底下，更加深了人们对鸟虫篆印的偏见。 在如上所述的鸟虫篆印在流派印中备受冷落的背景下，20世纪的鸟虫篆印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作高潮，其中邓尔雅和方介堪是公认的流派印以来第一位鸟虫篆印大家。另外还有一批一 流印人也都曾涉足鸟虫篆印创作，他们虽是偶做，但是水平亦可观，且起到了为鸟虫篆印的兴盛推波助澜的作用。后又涌现了一批以韩天衡、吴子健为代表的上海印人，他们大胆创新，为鸟虫篆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20世纪以来的鸟虫篆印创作成果丰硕，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们对鸟虫篆印的偏见，而且确立了“印从纹饰出”的鸟虫篆印独特的创作模式。创作出了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鸟虫篆印精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鸟虫篆印创作空前繁荣，参与者之众，作品数量之多、水平之高都是流派印以来前所未见的。一时间，鸟虫篆印风靡印坛，至今不衰，成为篆刻界一道亮丽的风景。鸟虫篆印以其绚丽的异彩倾倒了印坛。